鼓励企业创新去产能路径，同时发挥政府之手的作用。

　　8月下旬以来，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发改委、工信部、国土资源部、钢铁工业协会、煤炭工业协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10个督查组，分赴各省区市，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开展专项督查。督查重点包括产能实际退出、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新增产能严控、职工安置情况、奖补资金筹措使用情况等。

　　督查工作是为了确保全年去产能既定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根据安排，今年中国将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但近期出炉的去产能成绩单并不乐观：截至7月底，钢铁、煤炭产业去产能分别仅完成全年目标的47%和38%，接下来的几个月任务艰巨。

　　去产能进展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员工安置、资产处置、债权债务、拖累GDP等老问题尚未解决，而最近煤炭和钢铁市场价格回升又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去产能的决心。

　　“去产能是五大攻坚任务之首，难度最大，影响最深，风险最大，搞不好有可能花的力气最大，收益却甚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表示。

　　当前去产能工作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下一步如何更快更有效地“啃掉”去产能这块“硬骨头”?市场化路径化解过剩产能有哪些探索和经验?围绕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瞭望智库日前举办第33次“文津圆桌”，来自全国政协经济委、国务院参事室、工信部、国研中心、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崇集团、京鲁船业、西山煤电、山东钢铁等机构的人员展开了探讨。

　　老问题和新挑战

　　产能作为钢铁煤炭企业最核心“资产”，要真正“去掉”并不容易。

　　“各地工作进展不够均衡，有少数地区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启动相对较慢，进度有待加快。”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近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钢铁行业退出产能2126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4500万吨的47%;煤炭行业退出产能9500多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2.5亿吨的38%。

　　李毅中认为，去产能举步维艰，很重要的原因是认识不尽统一，也缺乏评价产能过剩的标准。这导致“去产能”往往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实际行动少，效果差。

　　在他看来，产能过剩可以参考三条评价标准。首先，产能利用率在85%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低于75%就是严重过剩。今年上半年国内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73%，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60%。第二，行业价格明显下跌，企业盈利水平大幅下降。例如，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为0.97%，在工业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第三，资源环境过载。

　　“行业不同，过剩的性质也有差异。”李毅中说，以三大标准来看，钢铁、煤炭、水泥属于绝对过剩，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属于结构性过剩，多晶硅、风电设备则属于成长中过剩。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向东认为，目前对于哪些企业需要去产能，去产能有哪些监控指标，去产能的责任主体、配套政策和动力机制是什么，都不是很明确。而且，除了员工安置、资产处置、债权债务、拖累GDP等老问题外，当下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还遇到了新困难。

　　一方面，随着城市的扩张，原来建在远郊区的企业逐渐被城区、居民区包围，成为安全隐患。而“搬迁要按照减量和等量置换的原则”也没有得到落实，基本是虚晃一枪，借改造为名，新地建好了，再大修旧地。

　　“对于这些企业，该退出的就不要搬迁，首先淘汰一批、退出一批，搬迁重在品种、质量、设备更新、节能环保。”李毅中说。

　　另一方面，近期煤炭、钢铁的价格出现反弹，相关企业的效益有所好转，引起了对“去产能”的怀疑，一些被关停的企业又重新生产，一些本要关掉的企业没有关。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根据调研，在去产能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需要及时纠正。一是市场问题简单行政化。二是行政行为命令化，例如，今年钢铁去产能硬指标为4500万吨，而各省上报的去产能目标高达7716万吨，不尽科学合理，最终可能对产业造成大破坏。三是分解任务简单化，不论企业好坏，“一刀切”去产能。四是简单地将产量的增加当作“去产能”的失败，单纯以“去”为中心，而不是以发展来淘汰落后产能，无益于提高行业竞争力，治标不治本。

　　去产能新思路

　　“去产能与供给侧改革应有机结合，要以改革的思维去产能，通过新手段、新平台将资源重组、盘活，让其在更高的结构平台上新生。”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表示。

　　一些企业正在探索去产能新路径。

　　在员工安置这一老问题上，西山煤电采取了一些创新举措：一是通过开发新项目、劳务输出分流部分员工;二是薪酬制度改革，实行优绩优酬，鼓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三是严格控制领导干部人数，压减层级;四是对企业医院等单位进行逐步分离，向自负盈亏转变，实现专业化服务、市场化运作。西山煤电集团董事长王玉宝介绍，目前已经有9000人实现转岗，完成了年初12000人目标的70%。

　　山东钢铁则在管理机制上进行了改革创新。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向东表示，自2001年开始，山东钢铁就开始深化制度改革，一是通过全员竞聘建立能上能下的管理制度，并压缩管理层级、减少管理成本;二是通过动态转化实现能进能出，尤其是山东钢铁将通过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构建“一个集团公司+若干产业公司”的“1+N”新组织架构，在每个产业公司设立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解决过去国企人员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三是关停大锅饭，薪酬待遇和考核指标全面挂钩，能增能减。

　　有的企业则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发现了新商机。

　　目前，由于制造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跨制造单位进行集中调配产能的计划几乎不可能。这导致制造企业各自为政，恶性竞争，而且个性化需求无法得到制造企业的有效供给，很多企业面临生产线开工即亏损的困境。

　　对此，中崇集团董事长仇瑜峰介绍，企业通过构建互联网+供应链服务的模式，帮助传统行业在三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对接终端，以销定产，去除无效产能，提高有效供给;二是调整供给结构，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降低生产成本和供应成本;三是信息化升级，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帮助企业生产、销售、物流网络化，倒逼传统企业结构转型。

　　例如，目前中崇集团正在宁夏尝试对区域钢铁供应链的上下游资源进行整合，即通过多个互联网平台的接入，实现一个制造单元内钢厂联盟从原料采购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资源信息共享。依托该平台，首先，通过经纪人代办的方式，各钢厂可以充分结合自身优势让资源和交易得到优化配置;其次，在原料采购方面，利用集中采购平台综合多个钢厂的原料需求，使得钢厂的议价能力提高，成本降低;第三，该平台还提供统一的产品仓储和物流资源委托服务，降低企业仓储和物流成本。“钢厂只需要根据客户需求，把产品生产好就可以了。”仇瑜峰说。

　　用好政府之手

　　仅依靠市场化调节来去产能还不够，政府之手的作用需有效发挥。

　　王玉宝表示，去产能工作有效推进，离不开政策制度的完善。一是要尽快出台股份制企业产能置换相关政策，对其中民营资本退出应有明确的补偿措施;二是退出产能已上交的资源价款和相关投入，应有一套处理办法。

　　“要支持重点钢企调结构，避免陷入量降竞争力也跟着降的怪圈。”王向东认为，国内一方面应该学习欧美国家，根据需求侧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支持重点钢企绿色用钢。例如，近期山东钢铁与山东省住建厅合作成立了“山东省钢结构建筑产业化联盟”，推广钢结构建筑，在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同时，提高建筑的抗震设防水平。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表示，去产能工作中要严格执纪执法。据工信部的调研，目前仍有新增项目手续不规范，产能等量或者减量置换也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但在目前监管手段相对完善，政府监察、社会舆论监督并用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实现严格执纪严格执法?

　　“应该强化第三方评估。”辛仁周说，各省执纪执法不能单听当地执法部门的，可尝试引入外省第三方机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开，由此加强监管。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巡视员范必认为，讨论产能过剩问题，要树立全产业链思维，从上下游综合考虑去产能对策。例如，从需求角度优化钢铁机构标准、从输配电价格改革倒逼煤炭去产能等。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滕家伟表示，用好期货机制将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来说，一是要发挥价格信号的先导作用，政策的执行者、推动者可以利用期货市场价格变动的功能及时调整改革步骤;二是严格执行上市品种的品牌注册标准，淘汰落后产能。上海期货交易所近年来在期货合约标的的选择、规则的设计和交割的标准制定过程中，融入了技术标准和环保节能等要素;三是提高实体企业运用期货工具管理风险的能力。

　　此外，多位专家均认为，去产能政策应考虑区域实际情况有保有压，允许企业或省级在政策范围内自行统筹安排生产，而不应“一刀切”。去产能的部署重点还是关停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技术落后、不具备改造价值的企业，而非所有供过于求的企业。对于行业长远发展而言，在去产能的同时，各方应更注重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